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特点及其价值追求

来源:创联天下      时间:2018-5-16

所谓“工匠”者,在现代汉语中,它指的是“手工艺人”。工匠的产生与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手工业也就相伴而生了。当人类在取得维持生命的食物之外,开始有了对其他生活物品的需求,并用工具来制造生产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于是就产生了手工业。不过,相对于手工业的产生,“工匠”的出现就远远晚于手工业的出现。工匠是社会分工后的产物,他们是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群体。“工匠”一词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逸周书·文传解》中记载:“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 《管子·七主七臣》载:“主好宫室,则工匠巧。” 《荀子·儒效》称:“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工匠才广泛地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而且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更多的是指木匠群体。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匠一词的含义愈益广泛,时代愈后,其含义愈广。到了汉代,工匠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工”的意思是“巧饰也。像人有规矩”,段玉裁解释为“凡善其事曰工” 。而“匠”则是“木工也”,段玉裁解释为“工者,巧饬也。百工皆称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 。可见此时工匠的含义已经扩大到整个手工业者了。

而在当代,工匠的涵义外沿更加广泛,“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的广大劳动者,都可以算得上“中国工匠” 。由此可见,“工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群体名词,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时代特点和精神追求。

一、实用理性下的创新精神

手工业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因此古代工匠在手工业活动实践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秉持了理性实用精神。

墨子被奉为先秦小手工业生产者的代表,他曾对工匠的这一特质进行过生动的论述,在《墨子·鲁问》中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公输通常被认为是公输班,即鲁班。在与公输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工匠的价值在于“利于人”,要通过自己的技艺,来实现他人的便利,这才能被称为是能工巧匠,相反,那些不实用的工艺技艺,虽然看上去精美,但也只能被称为“拙”。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工匠基本的实践特点。这一观点在其他学派中也有所体现,认为工匠们应当以实用为根本,而摒弃那些舍本逐末的技巧,《管子·立政》说道:“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显然《管子》也认为,不具备基本实用价值的手工业活动对于国家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赋税的减少。因此,无论是工匠群体本身还是国家统治者,他们都将功利实用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

但是,对于功利实用的坚守不等同于墨守成规的模仿。相反,为了更加突出功利实用的原则,古代工匠们也十分注重创新,以增强器物的实用性和便利性。纵观古代的许多发明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工匠出身。例如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他便是一名印刷工匠。唐朝时,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并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雕版印刷术存在着许多问题。雕版印刷非常笨重,且耗费材料,而且在制版的过程中对精度的要求特别高,因为一旦雕刻错字,就容易导致整块雕版的废弃。毕昇正是看到了雕版印刷实用性较差的一面,积极思考,开拓创新,他“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经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通过这段文字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毕昇作为一名普通印刷工匠,能够敏锐地发现雕版印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从而发明了举世闻名的活字印刷术,这便是一种立足于实用务实基础上的开拓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夺人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是脚踏实地的改良创造。

与之相同的还有隋代石匠李春与赵州桥的设计。赵州桥是一座隋代的石拱桥,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赵州桥之所以天下闻名,不仅仅在于历史悠久,更关键的是李春在建造赵州桥时独特的技艺创造。据唐代张嘉贞《石桥铭并序》记载:“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斗方版,促郁縬,穹隆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 根据现代桥梁技术分析,李春建造赵州桥所使用的技术,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桥梁技术,无论是在材料的节省,还是桥身的安全稳定,甚至在艺术造型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桥梁采用单孔设计,改变了之前多孔桥带来的诸多不便,这一创新之举可以说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造。

通过诸多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工匠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秉承着实用务实观念,开拓进取。它们这一实践特点已经称为中国工匠们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二、艺术审美下的求精精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

“艺术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艺术外表的工作,因为艺术作品有一个纯然是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这一方面在建筑和雕刻中最为重要,在图画和音乐中次之,在诗歌中又次之。这种熟练技巧不是从灵感来的,它完全要靠思索、勤勉和练习。”

在黑格尔看来,手工业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如果将这句话进一步拓展,也可以说,工匠也是艺术家,他们的手工业活动是一项艺术的创作。

当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工匠活动时便会发现,他们的活动特点非常符合黑格尔所说的对美的追求。换言之,中国古代工匠在手工业活动中,不仅秉持着实用主义的创造精神,他们还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世界。基于这种对美的认识和追求,促使他们在具体的手工业实践中,发挥精益求精的品质,从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物质文化。

人类在诞生的最初,对于美可以说是无知或是蒙昧的,当我们回顾前工匠时代的手工业制品,会发现其对于美的追求更多的体现出一种简单粗犷的特点,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当时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无知与好奇。我们不妨通过中国历史悠久的手工业漆器制造来观察中国古代工匠们审美意识的变迁。

中国是漆器的故乡,当人们发现了漆树的使用价值后,漆器的生产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漆器,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现的漆弓,根据文物工作者的判断,这件漆器实物距今约8000年。它的表面涂有一层生漆,能够起到防腐、防潮、耐高温等作用,是古代先民们重要的创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的漆器还是保持了最原始的实用功能,尚未体现出对于美的追求。与之相似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漆碗,这件距今约7000年的木胎漆碗外壁,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色天然漆,从漆弓到漆碗我们看到它们之间已经出现了色彩上的不同,这表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在手工业制品中去展现美了。

到了商周时期,尤其是东周时期,随着工匠群体的出现,工匠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变得清晰起来。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曾出土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它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漆器制造的最高工艺。在造型上,这时的漆器已经摆脱了石器时代造型抽象的特点,开始有了具体的写实呈现,望山小座屏上刻画有鹿、鸟、蛇、蛙等动物造型,十分生动形象,并且展现出这些动物缠斗的场面,栩栩如生,动态十足。在色彩运用上,一方面运用的色彩更加丰富,根据专家考证,战国时期楚国漆器调色已经能够达到八种色彩;另一方面,色彩的搭配有了主次之分。虽然远古时期已经展现了“中国人对色彩美效果的追求,但仍不免于单调。只有在漆器艺术发展起来之后,才形成了中国人的色彩体系。”(梦言:《楚国漆器的审美解读》) 显然,这些艺术审美方面的进步与工匠群体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在许多出土的漆器上面,我们都发现了有关漆工姓名的标志 。正是有了这种审美上的转变,才会促成春秋战国漆器工艺的大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如此众多精美的漆器制品。

进入封建社会后,工匠对于审美艺术的精益求精开始向全社会范围内延伸。无论是官方管理下的工匠,还是生活于民间的工匠,追求精美的手工制品已经成为全体工匠群体的共识。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精湛的漆器工艺开始出现,在两千余年的时间中留下了众多精美制品。例如,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宁波万工花轿可以视为古代漆器工艺的巅峰之作。所谓“万工”即是指工匠们需要花费近万个工时才能完成。轿子是古代人们出行常用的一种工具,但宁波万工花轿则把这种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正如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所说:“特别是那顶喜轿,更把民间漆工的本事几乎都使上了。……木质的轿身朱漆泥金,遍饰天官赐福、八仙过海、榴开百子、喜上眉梢等雕刻。四面装置的舞台上还在演出《荆钗记》、《拾玉镯》等戏文;再加上轿衣垂下的穗子,掩映摇晃,更显得热闹非凡。但装饰虽繁,而漆活仍是最主要的。行话说:‘三分雕,七分漆。’新娘子坐上这等花轿,会感到风光无限,美景辉煌。”

仅就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简单回顾即可看出,中国古代漆工的审美意识逐渐觉醒后,在外在呈现上就是漆器制品的日益精美,这些漆器制品将工匠们思想中对美的认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尤其是精益求精的制作工艺,更是工匠们对待美的一种具体实践,呈现了工匠们的艺术世界。而这一点其实也是其他职业工匠们的特点。

三、对和谐、平等、敬业的价值追求

古代工匠群体无论是理性使用精神下的开拓创新,还是艺术审美追求下的精益求精,其背后体现的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价值追求,这种认识和追求是从工匠群体产生以来贯穿始终,并且仍将继承延续下来的核心理念。

在古代工匠思想价值追求中,和谐、平等、敬业可以说是各行工匠共同追求的理念。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工匠群体亦不例外。《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其主要表达的就是作为百工,要根据自然界的气候、时节、寒暑,以及地理条件的变化,再加上原材料的选择,最终结合自身高超的手工技能,才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器具。因此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就成为广大工匠普遍遵循的原则。例如“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 “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合,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冰析灂则审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析干必伦,析角无邪,斫目必荼。斫目不荼,则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 仅仅是制作一张弓,工匠们就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天时以及木材的生长肌理,足见古代工匠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和敬畏。

如果说“和谐”是工匠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追求的话,那“平等”就是工匠们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工匠的地位并不算高,在“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中,他们仅仅比商人高一级。但实际上,由于商人们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资产,并因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工匠反而是古代社会中备受歧视的一个群体。工匠们从事的事业往往会被讽刺为奇技淫巧,例如著名思想家庄子即批评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正因为这种情况,以墨家为代表的工匠群体,十分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主张,提出“非攻”的思想观念,反对恃强凌弱的不义战争,主张要“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这可以视为工匠群体对于平等社会的价值追求。他们是这样主张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当墨子听说强大的楚国要攻打宋国时,他主动前往楚国,劝谏楚王。当听说公输班已经为楚王制造好了攻城兵器时,墨子于是又“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以墨子为代表的先秦手工业群体对于人们和谐相处、平等互利的渴望和追求。

中国古代十分强调“敬”这一观念。对于古代工匠群体而言,他们十分尊敬自己从事的劳动生产,因此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敬业”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行业本身的尊敬,在古代百工行业中,都有所谓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石匠都奉鲁班为行业祖师爷。这种行业祖师文化并非是所谓的迷信,而是本行工匠们的一种群体认同。祖师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有着保佑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敬畏,时时告诫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恪守自己的本分。其次,敬业精神还表现在对待工作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诗经》便用工匠们“切磋”“琢磨”的严肃谨慎,来形容品德高尚的君子,这也是对工匠敬业精神的一种褒扬。另外,古代工匠技艺的传授多有赖于师徒相授,这就使得尊师重道、修德立身成为古代工匠敬业精神的一项重要内涵。正如学者研究所说:“师徒相承,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师傅具备一定的传授技艺能力,还需要师傅的博大胸襟与徒弟的聪慧勤奋。为人师者,应当性格豁达、心胸宽广,倾己所有传授给徒弟;为人徒者,不只是简单地继承师傅的技艺,更要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在师傅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手艺与技法。” (张迪:《中国的工匠精神及其历史演变》)无论是师父还是徒弟,培育高尚的道德与高超的技艺都是对本身这一职业的尊敬和传承。

虽然工匠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我们通过对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工匠精神所崇扬的开拓创新与精益求精内质始终是历代工匠一以贯之的实践特点,体现着他们对务实精神和艺术美感的理解。而这又与古代工匠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对自身职业的尊敬密切相关。这些精神特征与价值理念,与我们今天所崇尚的“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的,也是我们应当坚守和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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